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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古籍整理与出版新路径——《中华大典·农业典》数字化编纂出版探究

    内容提要 《中华大典·农业典》最后六个分典今年付梓面世。以古籍整理与数字平台编纂路径为创新点,借助当今媒介技术和数字化系统,打破传统编纂工作模式,探索出一条科研立项、团队整合、数字平台、制度管理、编校合一、责任到人、快速推进的古籍整理新模式,对我国古籍整理科学化、系统化、数字化、抢救与保存具有借鉴意义和示范价值。

    万和城平台 www.pentagramrecords.com   日前,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编纂的《中华大典》之《农业典》6个分典已付梓成书, 总字数近2860万字, 涉及核心古农书600余种, 一般古书2000余种, 民国以前的方志4000多种。这是一部系统完整、分类科学的类书, 是中国古代农业史料的宝库, 更是惠泽后人的文化工程。 

        

      《中华大典》24典之首的《农业典》, 是国务院批复立项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及重点古籍整理项目的重头戏, 也是国家最早批准的数字平台编纂试点的大典项目, 它的编撰出版完成不仅是农业典的收官之作, 而且也是《中华大典》鸿篇巨制的圆满完工, 其开创的古籍整理新路径和新模式, 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示范价值。 

        

      一、28年前仆后继编典, 几度易社终成正果 

      20世纪90年代《农业典》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主持编纂。由于资料量大而分散, 专业人员分散, 核对原文困难, 加之编纂经费严重不足, 编纂工作只能半途而废。2006年开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根蟠研究员任主编, 依靠各高等农业院校农史研究专业人员, 编定了编纂大纲, 穆祥桐和苏金花研究员编定了《农业典》专用书目, 各分典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本专业的书目, 利用社会数字化平台编纂的方式进行试编。由于在《茶叶分典》的试编工作中遇到了引文难以核对的问题, 2009年底, 经中华大典办公室批准, 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始自主研发古籍数字化工作平台, 并由穆祥桐和曹幸穗研究员出任主編。 

        

      鉴于中华大典20多年的编撰现实, 2015年初, 《中华大典》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编撰进度, 力争2016年全面收官的具体要求, 其他典相继进入扫尾阶段。但此时, 《农业典》还未编审出版一个分典, 这离国家的编纂出版要求相距甚远。在此急迫形势下, 20161月中华大典办公室将《农业典》中的粮食作物分典、农具仓储分典、园艺作物分典、药用作物分典、救荒植物分典、渔业水产分典等6个分典编纂出版工作, 委托西南大学主持编纂, 同年10月批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 《农业典》的编撰出版工作也进入争分夺秒的倒计时阶段。 

        

      二、国家立项大学编典, 严格编纂校点制度 

      《中华大典》编纂工作近30年来, 都是由国内著名的出版单位主持编纂。鉴于《农业典》编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根据《中华大典》编撰的实际, 寻找大学立项的新路径来主持编撰《农业典》。201618, 由《中华大典》办公室直接发文《关于〈中华大典·农业典〉编纂工作的通知》 (大典办[2016]1) , 以国家级重大项目通知西南大学立项编纂, 力图搭建大项目操作平台, 实现大学与出版、出版社与专家学者的联动。打破常规, 编出分离, 国家立项, 大学管理, 形成一体化的科研编纂管理体系, 促进《农业典》编撰工作的顺利推进。 

        

      制度保障, 加速编纂。西南大学借鉴《中华大典·法律典》“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常态化”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团队化、协同攻关”的编纂模式, 把编纂项目纳入大学的科研管理体系, 设立西南大学《农业典》编纂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及专职的工作办公室, 在垂直化的框架中保证管理的最优化。同时, 西南大学团队还借鉴其他出版社的经验和教训, 自主建设了《农业典》数字化编纂平台, 在平台上实现团队之间的分工协作、互动交流。分工明确的项目团队, 自上而下、系统完整的组织架构, 纳入大学的科研管理体系, 严格的编纂校点制度, 以制度保进程, 靠制度提质量, 以数字化平台促时效。这一新的编纂工作模式确保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三、探索《农业典》编纂新路径, 创建数据库编纂新模式 

      《农业典》是经国家出版基金办批准的数字化试点工程, 编纂过程可以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进行古籍录入、点校、摘引、编排、校勘以及排版、编校、出片等所有出版工作环节。因此, 西南大学项目团队充分利用试点的便利, 发挥计算机信息处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优势, 构建一套由信息处理专家、文献专家、农史专家、图书资料整理专家和出版专家协同工作的新机制, 探索出一条数字化与流程化一体、团队化与模块化协作的《中华大典·农业典》编纂新路径。 

        

      1. 前期调研与试验, 探索编纂新路径 

      西南大学编纂队伍首先前往其他出版单位进行调研, 考察了其他多家出版社的编纂模式。在借鉴他们编纂的经验与教训后, 成立了编纂新模式试验小组, 梳理国内外中华古代典籍的数据平台, 研究古典典籍编撰模式, 自主探索建立了《农业典》数字化编纂平台, 对编纂方式、编纂流程、编纂队伍、编纂管理等方面进行摸索和探究。经过三个多月的试验, 从数据库选择到关键词拟定, 从单条数据提取到整本农书的采用, 从图文双向对照到疑难字显示, 从古籍点校到文字审核, 从条目排序到引文核对, 团队展开深度调研与反复试验, 克服重重困难, 打通编纂的各环节, 形成标准的编纂工作新路径即“农业典+互联网”的工作模式, 真正实现了编纂流程的标准化、模块化、专业化、协同化。 

        

      2. 构建专业资料团队, 数据处理标准程序化 

      西南大学《中华大典·农业典》编纂工作的最大亮点, 就是打破了传统的单一专家项目负责制和出版单位负责的编纂模式。西南大学组建了编纂校点团队和数据资料整理团队两支队伍, 建构了一整套规范的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 搭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编纂路径。还组建了一支由专家带领的60多人的数据资料整理团队, 建立了数据资料工作室, 专门进行《农业典》编纂的数据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纂内容的管理工作。同时, 还设立了18个编纂校点课题组, 实现了数据资料整理和编撰校点的任务分包、责任分工、团队协作。 

        

      20163, 数据资料整理团队正式开始了数据基础资料的搜集和提取, 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600余万字、8000余幅插图的基础资料提取与归类。同时, 数据资料团队还对《农业典》的经目框架进行了数字编码和格式化处理, 形成了便于计算机检索、排版的固定格式, 并负责18个编纂校点课题组资料的分配、出库、入库、合库等工作。做到了资料出库、入库都有详细记录, 编纂质量都能在库中追溯, 责任到人。通过数据资料团队的探索, 《农业典》的编纂流程实现了线上线下网络化和数字化, 这为《农业典》的编纂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和数据支撑, 也保障了编纂的时效性。 

        

      3. 创新古籍整理流程, 编纂任务模块化 

      传统的古籍整理一般由文献专家个体完成, 采用文档复印、文字摘抄、归类建档、制作卡片等方式来进行, 复印、归档、点校、排版、出版等流程按顺序、分割进行, 一套流程下来不仅效率低、耗时长, 而且一旦出错, 很难查找。为此, 西南大学编纂团队确定了“总量统筹、团队协作、模块任务、分工负责、质量到人、程序把关”的编纂出版工作原则。团队借助自主搭建的数字化平台, 不断优化编辑流程, 将模块任务分成数据提取、文献点校、细分经纬目、数据合库、数据分库、数据归类与排序、任务交叉审阅、内容格式化处理、内容设计排版等环节。每个环节又分成不同的模块, 比如说数据提取, 可以6个分典同时展开, 按照核心古农书、一般古书、方志等分成若干模块, 大家配合共同完成。每一个分典都按照规定的环节进行划分, 每个环节分成不同的任务模块, 大家集中力量共同完成若干模块, 完成一个环节, 然后再做下一个环节。这样的做法, 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的力量, 促进编纂工作的快速推进, 而且编纂工作不会因为一些专家中途离开而影响整个分典的编纂进程。 

        

      4. 加强数字平台监督, 编纂质量管理一体化 

      国家重大项目学校加强管理, 编纂考核到人。西南大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学校社科处直接管理, 学校多单位联合参加, 组成多学科专家的项目团队, 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系统完整的编纂管理架构。各子课题负责人实行“完工立项、达标计量、按量核酬”的开放式工作平台和管理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编纂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队还搭建了“一坛四会”的交流管理平台:一是建立了“西南大学《农业典》QQ论坛”, 及时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二是定期会议制, 每周一小会, 每月一大会, 解决工作推进问题;三是专题讨论和培训会, 重点解决疑难问题和培训技术操作规范;四是领导小组、编委会工作会, 总结阶段工作。因此, 编委会带领18个编纂校点组, 100多编纂人员, 充分借助互联网, 做到了数据管理和资料点校“不脱钩”, 实现了编纂专家和编纂人员“不断线”, 线上讨论和线下研讨“不间断”, 凝聚成一个充满互动的古籍整理编纂“共同体”, 保证了《农业典》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农业典》编纂的挑战与价值 

      《农业典》深入整理了中国农业历史古籍, 呈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内容及特点, 阐释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阐发了中华农业文化的精髓, 因此, 编纂《农业典》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同时, 《农业典》借助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平台, 实现了团队整合、编撰重组、编校合一、责任到人、快速推进等古籍整理新模式, 推动了古籍整理的与时俱进和技术更新, 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1. 反映中华文明史, 承扬优秀农业文化 

      中国农业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交替的阶段, 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中国甲骨文中就有对农业生产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中就有农家学派, 历朝历代更是有大量的农书以及涉及农业各专业的资料产生, 对于古籍中农业资料的整理也是自古有之。《中华大典·农业典》的编纂与出版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推动农业科学研究, 提高农典学术水准 

      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 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 《中华大典·农业典》是从前人积累的文献典籍中, 选录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整部、整篇或整段原始资料, 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它弥补了以前类书的不足, 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数字化平台, 从海量的古籍数据库中尽量收入核心农书和相关典籍, 打破时代局限, 减少了应收而未收的优秀文献资料。这能为海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中国农业文化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料, 推动当代的农业科学研究、提高农典学术水准, 促进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文化交流与学术合作。 

        

      3. 探索出古籍整理和编纂出版的新路径 

      《农业典》是一部鸿篇巨制, 在它的编纂过程中, 遇到了时间紧迫, 量多面广等重重困难。西南大学项目团队潜心耕耘, 艰苦奋斗, 发挥项目团队协作的力量;反复调整工作思路, 精益求精, 严把质量关;充分发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对古籍类书编纂的作用, 探索出了专业化、模块化、协同化的数字编纂路径, 最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农业典》的编纂出版工作, 创造了《中华大典》编纂史上又一次突破和创新。这种优质高效的创新编纂模式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结语 

      《中华大典·农业典》是一部借助新的媒介技术和数字平台完成的大容量类书, 是众人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而成就的一部大成之书, 是我国农业文化的结晶和瑰宝, 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它体现了新的媒介技术和出版变革背景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水平, 其价值和意义将远远超越《中华大典》本身, 它对于今后我国整个古籍整理工作,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周安平, 鲁幽.秉承传统法律文化建构现代法治图景——《中华大典·法律典》编纂出版纪实[J].中国出版, 2016 (6) . 

        

      [3]学术力求严谨打造国家精品——《中华大典·法律典》编纂出版探究[J].出版发行研究, 201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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